留学与归国的得与失

中国科学院院士 朱清时

( 2003-4-16 )

 

    学生出国学习确实是件好事,当初我们这些人出国学习都学到了很多东西,拓宽了知识和眼界。但是我不赞成学生们在出国问题上太盲目——比如为出国而出国,或者为留在国外而留在国外。我本人在1979年出国,是当时国内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学生。1982年回国的时候,当初跟我同时出国的多数人还留在那儿,其中有一位我的同学,是某地高考状元,他留在美国重新攻读博士。我回国那时候正赶上中国科技大发展的时候,各种各样的重大基金我都得到了,回来后做了很多事情。1994年,在美国华人成立的“海外华人物理学会”,把他们设立的“亚洲成就奖”授给两个人,一个是在美国的华人学者、科大校友文小刚,国内的授给了我。我去美国领奖后到几所大学去做报告,遇到了那位好朋友。他说你干得比我们好。我说看看你这栋房子,还有两辆汽车,我们也无法跟你比。他说那些都是虚的,是泡沫,因为都是银行贷款的,一旦失业全部就给拿走了。我们以前都是学核物理,他现在是一家医院操作治癌症、肿瘤加速器的工程师。事实上像他这样有天赋的人,脑袋里充满了很多创造性的思想,想干很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,可现在在美国他没有这种可能。这个专业要得到一个美国大学里的位置,中国人必须比跟你一起申请的白种人要好得多才行。我说,如果你现在就回国,到国内任何一所大学一定会得到重用。他说现在已经不行了,我的儿女在美国这十多年,中文看书都很困难。我只好保住我这个职业挣钱供养他们。那天谈话,第一次使我觉得我1982年回来是走对了路。人一生有好多事情并不是简单的眼前利益能够满足就可以做。另外有一个例子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值得思考的。杨振宁和邓稼先是小时候的朋友,邓稼先出生在安徽怀宁,杨振宁也是,他们是北平崇德中学同学,后来又是抗战时候在西南联大的同学,然后同时到美国留学,两个人住一间屋子亲如兄弟。上世纪50年代读完博士后,邓稼先就回国了。那时国内实行供给制,没有工资,每月只给三百斤稻谷做工资。杨振宁留在芝加哥大学,后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,大家都知道杨振宁得了诺贝尔奖。邓稼先回国不久就组织人员研究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,后来还成了我国核武器研究院的院长。因为那时候研究核武器条件很差,也经常出事故,所以邓稼先62岁时就去世了,是因为辐射得了癌症。这是完全不同的两条生活道路了。我一次给同学讲话提到这件事,有同学提到崇拜杨振宁,认为他要是像邓稼先那样回国就没有得诺贝尔奖的希望了。我那时说,杨振宁得诺贝尔奖给我们争了气,确实我们中国人都感谢他。但是邓稼先回国为中国制造出了原子弹、氢弹,这件事情过去知道的人很少。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、氢弹,也就没有现在的大国地位。我说再过一百年,中华民族会有更多人记住邓稼先。我现在给大家回忆一段杨振宁先生怀念邓稼先的文章。他的文章是非常有说服力的,实际上把他们两人所走的路作了总结。他说,假如哪一天哪位导演要拍摄邓稼先的专题,他建议背景音乐采用五四时代的一首歌,其中歌词有: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撑天空。邓稼先逝世后,杨振宁给邓稼先夫人发了电报,其中有下面的话: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谊。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记忆。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,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。这就是杨振宁为邓稼先的人生道路所作的总结。当然他们两人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。但是杨振宁说得很清楚,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。我肯定他在写这句话时心里想到邓稼先的贡献是真正永恒的。

 

  (光明日报摘自朱清时院士对中国科技大学学生的讲话,题目为编者所加)